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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雀基金: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时代 大胆做个乐观派

时间:2022-05-26 18:22:12 |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朱雀基金

弱经济的现实与稳增长的预期,在K线的起伏中激烈博弈。

4月经济数据的回落不出意外,稳增长组合拳连连出击。虽然成交量仍然低迷,A股却少见地走出了一轮独立行情。

俄乌边界的战火还未停歇,点状爆发的疫情仍在反复,逆全球化的脱钩风险、通胀与衰退的隐忧……世界错综复杂,悲观四处蔓延。

《三体》中,三体文明所在的行星系中有3个太阳,它们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发生着极其复杂又难以预测的运动。当三体文明所在的行星被其中的1个太阳引力捕获,他们就进入“恒纪元”。当另外1个或2个太阳将行星夺走,他们就来到“乱纪元”。

在“恒纪元”里,三体世界的太阳正常地升起落下,日夜更替规律,气候温和适宜。一旦进入“乱纪元”,就会在严寒和酷暑间骤变,甚至出现大气层消失的极端情况。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会经历“恒纪元”和“乱纪元”的切换,和平年代中,穿插着战争、饥荒、瘟疫,但“末日”之后又有新生,如此反复。

我们只是运气太好吗?

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不这样认为:“真正的危险来自变化放缓,人类已经成为一台集体的问题解决机,通过不断变化来解决问题。悲观主义者错用了外推法,以为未来无非就是规模和范围更为庞大的过去。”

噪音充斥的当下,与其陷入猜忌恐慌,不如建立内心的秩序,重拾平静与力量。以下选自《理性乐观派》第9章《转折点》。

有人倾向于认为眼下的悲观情绪是新出现的,是自广岛挨了核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人类对技术和进步产生的消化不良。历史却否认了这种看法。悲观主义者从来就无处不在,而且总能得到人们的盛情赞美。

“自从某几本书籍和小册子出版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5年,”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写道,“它们佯装要说明国家的财富正飞速衰退、人口减少、农业萧条、制造溃败、贸易破灭。”

以1830年为例,这一年,北欧和北美人民过着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整整一代人,首次享受到了10年以上的和平岁月,新颖的发明、发现和技术(“technology”,也就是技术这个词,就是这一年刚刚造出来的)层出不穷:蒸汽船、棉花织布机、吊桥、伊利运河、波特兰水泥、电动马达、摄影术、傅立叶分析。

以今之眼光回望,那是一个孕育着各种可能性、正准备爆发进入现代化的世界。要是你出生在那时,你会过上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智慧、越来越安全的生活。

可1830年洋溢着乐观的基调吗?不,它跟今天一样:悲观态度大行其道。

打着“摇摆舰长”旗号的活动家们对待1830年脱粒机的方式方法,跟20世纪90年代对待转基因作物一模一样:使劲破坏。数不尽的人喧嚣着抗议当年刚修通的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认为火车经过会令怀孕的马匹流产。

还有人嘲笑火车的速度:“说火车头速度能比马车快2倍,还有什么样的设想能比这更荒唐可笑呢!”《季度评论》叫嚷道:“我们相信,国会会把铁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8~9英里。”(英国教育家阿诺德博士对第一台蒸汽火车的态度比较开明:“我很高兴看到它,我认为,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830年这一年,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对话论》。在书里,他想象另一个自己陪伴都铎王朝《乌托邦》一书作者托马斯·莫尔的鬼魂,环行英格兰湖区。

骚塞借由莫尔的鬼魂之口,怒斥英格兰人民的现实选择,尤其是那些离开了带着玫瑰花色彩的乡间农舍、跑到工业化城市沉闷的公寓房和工厂的人。他抱怨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比亨利八世甚至恺撒和亚瑟王时代还糟糕:

例如,看看城镇和乡村里的平民大众吧——在整个社会里占有庞大的比例!他们的身体欲望得到更好、更轻松的补给了吗?他们少遭受天灾人祸了吗?跟圈地运动没开始、全国一半的地方都是森林时相比,他们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时代更快乐了吗?他们老年时过得更舒服了吗?得到更妥帖的照料了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恶化……过去一千年来的改变,(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啊。

骚塞不光贬低当前,还痛斥未来。他(借助自己虚构的莫尔鬼魂)预测即将发生的苦难、饥荒、文艺和宗教的衰落。

回想起来,这篇声讨文字的发表时机是相当令人欢欣的,不光技术,还有生活水平,都拉开了非凡的大突破序幕,实现了持续整整两百年的空前爆炸。

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众的预期寿命飞速提高,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购买力暴增,选择范围越来越大。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贫穷的非熟练技术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30年里大致翻了一番,这可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世界各国都羡慕地看着英国说:“我也想要那样。”但在反动、保守又怀旧的罗伯特·骚塞看来,未来只会越来越糟糕。

他一定会冲在当代环保运动的最前列,哀叹世界贸易,责难消费主义,为技术感到绝望,渴望回到可爱英格兰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人们吃着本地产的有机蔬菜,跳着圆舞曲,自己剪羊毛,去度假时不会堵在通往机场的路上。现代哲学家约翰·格雷就跟骚塞的意见一样,他说开放式的经济增长是“摆在受苦受难的人类面前最庸俗的理想”。

麦考莱在1830年说:“我们没法斩钉截铁地证明,那些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到达转折点、我们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的人错了。但此前所有这么说的人,全都明明白白地错了。”所以,也可以说,那以后这么说的人也都错了。

每一代的悲观主义者似乎都碰到了决定性时刻、引爆点、阈值和极点。每10年总有一轮新的悲观主义者冒出来兴风作浪,面不改色地断言说,自己站在了历史杠杆的平衡点上。

1875~1925年这整整50年里,欧洲人生活水平飙升至从前难以想象的水平,电力、汽车、打字机和电影、互助协会和大学、室内厕所和疫苗纷纷朝着民众的生活施加改良的影响力,知识分子却仍然沉迷于衰退、堕落和灾难。就像麦考莱说的那样,他们一次次地哭诉,社会到了转折点了,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这是我们全体都具有的一种无意识认知失调。关于社会和人类物种的未来,人天然地觉得前途黯淡。与之伴随的是人类对风险的厌恶性:大量文献都证实,人们对输掉一笔钱的厌恶感远远比赢得同一笔钱的欣喜感要强烈。悲观基因似乎比乐观基因更常见。

只有20%的人具有显性的羟色胺转运体长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往往天生就爱往光明的一面看。

天空时不时飘来乌云,但每一朵乌云都镶着金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结语写道:

历史本身并不是圆圈,而是螺旋向上的。好坏双方的能力都不断增长,并通过永不改变的个人性格展现出来。故此,尽管会出现许多挫折,尽管个体的不变本性也在演进,可人类这一种群却会继续扩展并丰富自身的文化。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时代。

大胆做个乐观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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