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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民“生力军”的疑惑:“为什么基金经理在管产品业绩都没做好,还要继续去新发产品呢?”

时间:2022-08-04 18:22:05 | 来源: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网 记者 郑晨烨 在周一(8月1日)上午公司召开的一个重要项目推进会议上,孙畅却无心发言,而看着自己手机屏幕里的基金收益页面发呆。2022年只剩下最后四个多月,但她所持有基金的累计收益却为-1.4万余元。

孙畅是一名互联网项目经理,在深圳“最牛街道”粤海街道的一家公司上班。

而在距离深圳1700余公里以外的陕西西安,在税务局上班的基层公务员晋尧也面临着类似的烦心事儿。

他因为在2020年看到不少基金市场很火爆的信息后,选择跟风入市,在经历了“短线炒基、追涨杀跌”等不理性投资行为后,晋尧的账户最终亏损7000余元,在今年6月份选择割肉清仓,心里暗自发誓再也不买基金。

孙畅和晋尧的经历是2019年以来新入市基民的普遍缩影,自2019年开启的结构化牛市,让不少权益基金的收益持续上涨,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参与到了公募基金的投资当中。

“生力军”的持续涌入,使得到2019年年初还只有13万亿元的公募总规模,在仅仅3年半之后便直接翻了一番达到了26.79万亿。

当然,基金规模的高速增长,除了与公募本身的赚钱效应有关以外,也离不开像甘娜这样的一线销售人员的辛苦付出:在今年市场行情不好的背景下,公募基金公司们并没有降低自身对规模的追求,为了达成销量目标,甘娜甚至选择私下贴补费用给银行理财经理,只为促进银行对自家产品的推销力度。

一边是汹涌入市却疑惑自己为何赚不到钱的基民,一边是规模已屡创新高却仍在弱市中执着新发产品的基金公司,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呈现出了一种奇妙的割裂状态——“基民只知道买,基金公司只知道卖”。

亏钱的基民“生力军”

今年以来,两市股指走势趋弱,在多重利空因素的共同发酵下,沪指从年初的3500点左右震荡下跌,在4月份一度跌破2900点,市场情绪进入冰点,近期的走势亦很不稳定。

不过,不理想的行情似乎不妨碍普通居民参与基金投资的热情,公募基金行业在年内依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

8月2日,中国基金业协会披露了公募基金市场的最新数据,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139家,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26.79万亿元,这一数据相较今年初增长了约1.34万亿,而市场中公募基金的产品数量也突破了一万只大关,创下了历史性一刻。

追溯公募基金规模增长历程,201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2019年年初,公募的管理规模还只有13万亿,仅仅3年半之后,这一数据就翻了一番达到了近27万亿。

自2019年开启结构化牛市以来,把握住了“吃药喝酒”主线的公募基金,完美地展示了自身高到爆表的赚钱效应,Wind数据显示,2019年股票型基金年内平均收益超过45%,2020年更是达到了59%,这在当时吸引了大批居民涌入市场,仅2020年,公募全年募资规模就超过了3万亿元。

而90后的白领孙畅就是伴随着彼时的基金投资浪潮入市的基民之一,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她,年收入能达到40余万元,在一线城市中并不算太高,对于自己是否需要理财,如何进行理财等问题,她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

几年以前,孙畅曾尝试去开户炒股,但在海量的K线图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琢磨了一个晚上之后,她还是选择了放弃,“炒股太复杂了,我也没时间天天盯着大盘走。”

2020年下半年,A股结构化行情的演绎开始被推向极致,以“茅家族”为代表的基金抱团股开始高歌猛进,持续攀升的收益率也让公募基金屡屡破圈成为全民热议话题,彼时,孙畅发现身边开始有同事讨论起了这种叫基金的理财产品。

“大家当时经常互相讨论自己的基金昨天涨了多少,推荐买哪位基金经理。”孙畅说。

在身边同事的热议氛围中,孙畅开始对基金,这一她原先丝毫没有了解的金融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朋友以及基金销售渠道的推荐下开始购买基金。

作为一个新基民,孙畅对基金的相关知识完全从同事、朋友口中得知,“当时觉得买这个应该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因为就是把钱交给基金经理,让基金经理帮我炒股,所以只要找到厉害的基金经理就行。”孙畅说。

在支付宝的基金页面中,孙畅看到,许多基金宣传介绍写得都十分“诱人”,这边是“把握万亿新能源市场”,那边是“一键布局半导体机遇”,对于这些国家政策重点关照的板块,孙畅丝毫不怀疑他们在未来的股市中会扮演的重要角色。

面对彼时各类基金不断上涨的净值,又看到“一键即可布局”的便利,孙畅感到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她在半年之内就将自己一半的存款——15万元,投入了其中,持仓基金中不乏“刘彦春、刘格菘、张坤”等明星基金经理担纲的“网红”产品。

“最后是朋友劝诫我,说买基金没有这么‘梭哈’的,我才没有继续加仓。”孙畅表示,“刚刚开始买基金的时候,看到账户每天都有上千的收益,我一度萌生了自己下半辈子不用靠打工挣钱的幻想。”

而在同一时期,远在西安的税务局基层公务员晋尧也毅然决定加入基金投资浪潮,作为体制内从业人员,晋尧实际上并没有太强的理财需求,之所以想要参与到基金投资,只是被当时公募普遍的高收益率所吸引。

同孙畅一样,晋尧决定申购基金时,也没有对基金投资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解,主要是根据支付宝相关界面的业绩排名及推荐进行选择。

“那个时候基本上市场宣传什么火,我就买什么,买了之后在刚开始还都挣了钱,净值涨了不少十分开心,当时甚至一度考虑过以借贷的形式继续加大投入。”晋尧说。

因为害怕市场波动,晋尧选择买入了很多热门主题基金的C类份额,因为相比A类份额,C类份额7日内赎回不要任何费用,方便自己进行短线交易。

在将基金当股票炒的头两个月,晋尧的收益情况还不错,虽然相比起在股市里半个月就能涨200多倍的“妖股”,他的炒基收益堪称“微薄”,但晋尧对此已十分满足。“虽然钱不多,但我当时感觉这样一点点累积收益也很安全,而且比炒股简单多了。”晋尧说。

相比起晋尧、孙畅这类缺乏对基金投资市场深层次了解或存在误解的基民,在北京一家游戏公司上班的侯宇就像是一张白纸。

他在完全不知道什么是ETF基金的情况下,只是从基金名称中发现该基金投向的是市场热门板块,便决定申购并持有。“虽然是乱买的,但刚开始都涨了”,他说。

记者了解到,在2021年春节以前,像晋尧、孙畅、侯宇这样的新基民,虽然在基金投资的过程中有很多“糊涂操作”,但他们或多或少都从所持基金中获得了回报。

只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市场风格的轮转,2021年春节后,以茅台为代表的“茅家族”公募抱团股股价持续下挫,连带着曾经风光无限的“明星基金”业绩一同垮塌,将当初积极入市的小白基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行情最初开始起变化的时候,晋尧不断地告诉自己市场只是短期调整,但行情却没能如他想象般演绎。

随着账户中亏损金额的不断扩大,晋尧最终在今年6月份将手中基金全部清仓,“就当花钱买学费了,以后这类投资我肯定是不参与了。”于是,他的亏损金额也定格在了7508元。

相比晋尧,孙畅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目前其账户浮亏已经达到了一万四千余元,不过,面对自己当前的盈亏现状,孙畅依旧对后市充满信心,认为现在的亏损都是短期波动,相信基金净值会有涨回来的那一天。

虽然对市场和基金公司有着坚定信心,但孙畅在电话中还是向记者表达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有基金经理在管产品业绩都没做好,还要继续去新发产品?”

而在游戏公司上班的侯宇则提出了另一个疑问,在我们游戏里哪怕充值只有几百元的用户,我们也会做好短信、电话等触达方式,让用户随时了解游戏内的新动态、新变化,而我花了好几万买了基金公司的产品,却在这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收到来自基金公司的任何关注,“就像是没人管的孩子。”

超级“卷”的基金发行

那么在这些基民申购产品后便持续“缺位”的基金公司,眼下又正将主要精力放置在何处?

从2022年伊始,深圳一家大型公募基金的销售人员甘娜就犯了难,去年下半年板块极致轮动的行情,已经让公募发行市场有了一丝寒意,虽然市场行情不好,但甘娜知道各家公司对于规模的渴求并不会因此减少,因而发行市场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华南的公募基金发行现在超级‘卷’,而且发行太密集了,基本上一家银行一个月能同时发十只产品。加上如今市场处在震荡当中,大公司的话基本上是短期行情起来卷一波钱就走,小公司就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做。”甘娜如是向记者描述眼下基金发行市场的现状。

对于深陷“内卷”之中的发行市场,同在深圳一家基金直播平台担任媒介的胡丽也感同身受,她告诉记者,虽然公募基金的总规模已经逼近了27万亿,但是基金公司还是有着很强的规模焦虑和发行焦虑,因而在产品设计、宣发阶段常见“蹭热点、炒噱头”的现象。

例如在二季度房产政策有所松绑,A股房地产板块开始回暖时,就有一家大型公募基金公司马上安排连发两只地产ETF,并且在销售渠道上开展了对应的营销活动,主题是引导投资者预测讨论下半年房地产板块走势,为产品发行造势,提升平台流量的转化率。

“像这种引发投资者大讨论的营销活动,我们一般都会从后台进行干预,并且上线一些‘水军’言论,这个活动的效果最后还是很不错的,也成了我们内部的经典案例之一。”胡丽说。

在胡丽给记者展示的一份头部公募直播流量KPI中,记者看到了当前公募发行焦虑的数字化体现,该公募从相对量到绝对量都给平台设定了详细的要求,在相对量方面,该公募要求自家直播至少超过平台平均播出的PV(页面浏览量)和UV(网站独立访客),且日常直播在平台的数据要排名前10%;而绝对量即直播UV方面则要至少达到1000,并且平均每位观众观看时长要超过5分钟。

“我们经常在后台看到有投资者抱怨‘有时间做直播,没时间做业绩’之类的话。”胡丽称。

虽然各家公募眼下在发行市场中激战正酣,但在业绩不佳、行业趋弱的背景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所转变,公募发行市场遇冷已成客观事实。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每月平均新成立权益基金仅为380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减少了约1400亿元。

一边是跌入冰点的发行市场,一边是仍执着于新发基金的基金公司,为了保持产品销量,诸如甘娜这样的一线基金公司销售人员不得不开始采用一些“盘外招”。

甘娜向记者表示,目前部分华南公募都会通过“花钱买销量”的方式,以促进银行对自家产品的销售力度。“常见的例如‘千二’的模式,就是银行方面卖一千万,我们就要有二万块钱给到对应的理财经理。”甘娜说。

而当记者进一步询问对于此类行为,银行及基金公司方面是否了解时,甘娜更是直言:“现在主要是私下跟银行的理财经理去谈,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基金公司也好,银行也好,都默认了,这也导致我们从业人员压力很大。”

甘娜告诉记者,因为是这种钱是私下贴补,所以需要由自己先行垫付,其最多时半年内就垫付了二十万余元。

“总部领导要销量,又没有费用支持,导致一线的销售人员只能亏钱销售,亏钱销售也就罢了,公司渠道催得很紧,每天背着债去工作,压力很大,现在我整日的失眠。” 甘娜语气里有些抱怨。

一边是被营销吸引后又被深套其中的基民,一边是规模屡创新高却仍执着于新发产品的基金公司,本应联系紧密的基民与基金公司,就这样呈现出了一种奇妙的割裂状态——“基民只知道买,基金公司只知道卖”。

“重首发、轻持营,重宣传、轻投教,是当前公募行业的存在一大痛点,投教环节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基民诸如追涨杀跌等不理性投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给基金的管理带来一些不便。”沪上一位基金投顾映洋向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原本基金持续营销的效率应该要高于新发产品,持续地发行一些同质化产品,不但给基民择基造成了困扰,也让很多基金经理因为“一拖多”的情况分散了管理精力。

不过,记者观察到,上述公募行业存在的些许“顽疾”已经引起监管方面的关注,相关机制也正在完善当中。

早在2020年4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便发布了《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试行)》,其中明确,基金管理人应当确保兼任基金经理具备充分履职能力,合理调配同一基金经理管理的公募基金和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只。

另外在今年6月,基金业协会还发布了《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旨在规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行为,健全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其中指出,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治理和合规管理的要求,制定科学的薪酬制度与考核机制,合理确定薪酬结构和水平,规范薪酬支付行为,绩效考核应当与合规和风险管理等挂钩,严格禁止短期考核和过度激励,建立基金从业人员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绑定机制。

在映洋看来,在监管层持续完善相关机制的同时,公募行业自身也应当抓紧行动起来,把精力从基金销售中抽离出来,重点放到投研工作当中,此外,也要强化投资者陪伴,加强基金销售过程中的投资者教育,回归初心,努力让每一位基民都在投资中获得回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映洋、胡丽、甘娜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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