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革命、俄乌冲突与美丽新世界
原创孙建冬鸿道投资
2006年10月，我所在的华夏基金送员工到纽约培训，其中有一堂课是请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交易总监、合伙人讲新兴市场投资。他从一早投资的菲律宾市场讲起——新兴市场，就是不讲规则的市场。老师据说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中最有钱的一位，因为他没那么贪心，留了些钱没都投到公司的基金，其它兄弟借钱投公司产品都“负资产”了。课后他请大家在纽约最好的一家中餐厅吃饭，饭局快结束时聊到了俄罗斯政府债务违约导致的长期资本公司从光辉顶点流星般地陨落，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幕，一生功名毁于一旦，就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角色，“八年了”，他心意难平地问道，“到今天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俄罗斯政府不还债？这可是卢布债啊！”
我的博士导师是研究了一辈子苏联经济的专家，我因此对苏联解体后的经济政治有些了解；加上博士期间研究的方向是对冲基金，1999年博士论文中专门有一章分析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陨落的原因，因此，我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的灵魂之问非常有共鸣。这次饭局的多年之后，读了一些涉及到叶利钦第二任期俄罗斯国内国际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交织的书，跟以前了解的事情凑在一起，对于为什么不还卢布债，我大概有了些许的理解。可以说，1998年俄罗斯政府这个“不讲规则”石破天惊的违约，如果不了解俄罗斯草原民族历史地理环境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即便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老大约翰·梅里韦瑟这样的能玩好“说谎者扑克牌”的华尔街顶级投资者，即便是提出了期权定价公式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仅仅以西方的“经济人（预期风险收益最大化）”假设和“理性投机”的思维，是理解不了，也会犯下大错。
外国人对俄罗斯历史和民族性格的刻画，经典之作莫过于冷战刚起之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八千字的电文，这封电文奠定了冷战的基础和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遏制战略”的理论出发点。
冷战结束之后，福山这样的历史终结论的自由主义学派在西方甚嚣尘上，对于俄罗斯，西方外交界充满了布热津斯基式的傲慢。1998年，北约东扩，跟长期资本公司赌俄罗斯政府永远不会在卢布债违约一样，西方人在同一年两次踏进了同一条错误的河流。1998年，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因北约东扩采访乔治·凯南，年事已高94岁的乔治·凯南一语中的，“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启，俄罗斯将逐渐做出相当负面的回应”，“然后（那些主张北约扩张的人）就会说，我们一直就告诉你，俄罗斯人就是这样的——但这真的是错误的”。这听起来有些像1919年得知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法国一战统帅福熙的评论，“这不是和平，这只是二十年的休战”。
历史文化决定的民族性格与思维方式是推动器，能源革命决定的未来客观大势则是内在的动因。一段时间以来，以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为代表的能源革命呈指数化发展加速的趋势，中美是能源革命的领导者与最大的受益者。但对应的另一面，石油价格跌落到化工原料为定价基础的价格区间只是时间问题。这里就不展开石油财政和油价多少美金对应着不同产油国财政阈值的介绍了。可见的未来，能源革命冲击下，石油资源国国内政治稳定与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都将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过去重要的地域，未来很可能就无关紧要了。那时候，手中还能有什么筹码。经济命脉主要系于石油的产油国，像看中国男足的观众常听到的一句话：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理解了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包括阿富汗战争以来的每一次苏联或俄罗斯发动的军事行动，沙特这个石油美元体系的利益共同体都给美国充当了大力增产石油，给苏联给俄罗斯放血的角色，但今年，疫情缓解、需求上升，沙特却迟迟不增产——沙特跟美国一心一意搞新能源革命的民主党政府是根本对立的阶级敌人。不把民主党政府搞下台，连回旋的余地与时间，连减持沙特阿美股票的时间都没有了。理解了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阿联酋这几年跟美国渐行渐远，这次安理会还投了弃权票。
《后出师表》里，准备以弱攻强的诸葛丞相写出了“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西蜀人才凋零的基本面趋势，这次，正如国内一家自媒体借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的名句对这次俄乌冲突动因的评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唯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诸葛亮像希腊悲剧里的英雄，坦然面对命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过，即便如此，诸葛亮也不搞投机主义，第一次北伐拒绝了魏延精兵直出子午谷的计谋。后面几次出祁山，诸葛亮的战术反击实保持了战略上的主动，而没有陷入毛主席五十年代所说的战术突击导致“绞索”的战略败局。
这次俄乌冲突，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投资者，在国内对俄后面形势研判的一致预期之中，对于讲中国获得了战略空间的共识，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辩证思维？我们需要注什么样的风险？
其一，速胜论的风险。欧美自然是看碟下菜，如果一两周之内俄罗斯不能迅速有效地完成军事行动目标，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打击会非线性的上升，形势不可逆料。一直以来对俄关系有特殊考虑的德国开始给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也许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危险信号。
其二，基辛格多年前对北约东扩之后俄罗斯出兵的灵魂之问，“占领之后”呢？与1968年不同，能源革命之后，攻守之势异矣。这也许是最值得中国深思之处。
旧世界，已然过了阿拉曼之战，是“结束的开始”；全球正迎来一个“美丽新世界”。但是，美丽新世界并非一个傻白甜可以“躺平”的世界。
俄罗斯亮剑之后，对于西方制裁的声浪，俄罗斯前总统、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态，“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西方如果敢制裁，欧洲会迎来2000美金/立方米的世界”。
我们在《新旧世界转换的危与机》（上）写过，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历史的过去，新世界，从国际关系上看，是一个充满动荡、冲突乃至战争的世界。现在大国间的国际关系，更像一战前的英德关系，黑暗森林规则，不信任的螺旋发酵，更充满了汉斯·摩根索的权力政治，更需要基辛格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的纵横捭阖。
冷战早已结束，但历史并未终结。俄乌冲突，无疑是“后冷战国际秩序崩溃的标志性事件”。美丽新世界，以失序为开始，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全球的证券市场，规则“破而未立”，灰犀牛奔跑，波动率上升是必然的趋势，相对于“决定论”，尊重形势变化的“非决定论”更能让我们保持敬畏。“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于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把握好分寸界限，始终保持辩证思维，当然也是老成谋国之本手。
